迈克尔·罗斯：奥巴马对美国教育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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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对美国教育的深刻影响
作者：迈克尔·罗斯
翻译：焦然
奥巴马上大学之前，去见了一个他的长辈，跟他祖父一个年纪的名叫弗兰克的诗人。弗兰克提醒奥巴马，要注意美国教育中的危险性。“小伙子，你要明白，你去大学不是去受教育，而是被人训练。他们训练你怎么操纵语言。结果，你说的话都会变成空话。他们训练你怎么忘记你已经知道的。他们的训练非常有效，你会开始相信机会均等，美国式的道路之类的扯淡。” 奥巴马问这位诗人，“那我是不是不该上大学？” “不是这个意思，你要去。说这些是为了让你睁大眼睛，保持清醒。”
这个故事是奥巴马在1995年出版的《我父亲的梦想》里讲的，当时他即将走上政坛。已经成年的他深深地信仰美国教育的理念，也是这一理念的受益者。然而，他从未放弃一种怀疑的态度，即美国大学非常喜欢自作聪明，训练学生操纵语言，结果让学生们满嘴空话。
Dreams From My Father
身为美国总统，奥巴马丰沛的好奇心，高超的言辞技巧和对事物复杂性的欣赏——这些都是通识教育的印记——与那些严重污染政治氛围的精心的愚昧，把事物简单化以及赤裸的表达仇恨形成了鲜明对比。那个曾经疑惑自己是否能上大学的年轻人现在已经是一位充分了解博学及情境教学优点的专家。这位总统邀请了西方学院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历史学者罗杰·波希来到白宫。“这位出色的，了不起的教授”，总统强调，“激发了我对政治的热情”。
波希的课堂帮助奥巴马建立了他毕生工作的基调，引导他走上了总统之路。奥巴马上任初期的其中一个举措，就是大幅增加大学生的助学金。对于这位总统来说，培养一名受良好教育的公民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对于高等教育模棱两可的态度却贯穿了他的任期。别忘了，奥巴马那番出名的言论声称：“普通人通过学习技术性的科目或者做生意从而创造的潜在价值，比拿到人文历史学位多很多（这之后他向一名人文历史老师写了道歉信）。”
更重要的是，对于某些一直声称自己的业绩太过微妙以至于政府官员无法衡量的大学，奥巴马团队喜好打击他们的自满态度。为确保打击有效，政府追究了那些“坏角色”，但是他们的干涉并没有仅限于那些讨厌的使用联邦贷款来保证稳定现金流的盈利性学校。
在过去的八年里，联邦政府官员对于大学不愿意评估他们自己提供的教育的态度变得越来越不耐烦，甚至是持怀疑态度。正如老弗兰克说到，这些机构可能只擅长教学生“操纵语言使得语言不再具有任何的意义”。
政府在评估高等教育的工作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高分记分卡（College Scorecard）。这是一个在2015年九月发布的网站，普通家庭可以通过登录网站来查看几乎全美所有文理学院或者大学的基本信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排行侧重于一所大学有多少资金，并将其中的多少用于学生，以及学校里的学生如何评价这所学校。而记分卡主要展示其他方面的信息：哪一所学校更有可能帮助我成功毕业？哪一所大学不会迫使我借太多贷款？哪一所能帮我找到一份薪水较高的工作？选择一所学校，正如总统常说的那样，是一个年轻人需要做的人生最重要选择之一——而“普通人”应该了解，上大学到底需要花多少钱，以及毕业后能有多大的回报。
* 高校记分卡（College Scorecard）是由奥巴马于2012年1月提出的一项关于家庭教育支出费用的方案。
好的数据乍一看是件绝对的好事，但是数据本身可能具有强误导性。记分卡并没有将第四年的兼职大学生考虑在内，同样没被纳入考虑的还有约60%的兼职社区大学学生。很多学生的本科学历——超过了总数量的三分之一——是从一所大学转学到另一所之后获得的，而这些学生的资料也在网站数据库之外。（公平地说，政府机构被限制获取学生资料的规定束缚了：只有获得助学金的学生的资料才可以被记分卡使用。其他学生的资料在现有的法律规定下是保密的。）
但除了数据被阉割之外，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因素。单纯由毕业率和工作之后的薪水来定义大学教育是否成功，这本质上是错误的。而且这个狭隘的视角会激励某些大学只录取那些最有可能成功毕业的学生，而不再去冒险考虑那些没有完美简历的学生。更糟糕的是，这种衡量标准会刺激学校在没有认真考察某学生学过什么之前，就宣布其“完成”了他的学习项目。当大学会因为让学生无法毕业而被处罚时，很多大学会直接把毕业当做是学生付学费的奖励——哪怕学费是通过贷款付的。
最后，过于关注毕业生的工资水平相当于奖励学校引导其学生避开低薪资行业的行为。一所学校教育出了想要成为教师，消防员或者护士而不是银行家的学生，这难道意味着学校的教育是失败的？
奥巴马的团队做了比前任更多的努力来强调大学教育的重要性，但是正如网站记分卡（Scorecard）一样，他们执行这一理念的方式往往简单粗暴。一所大学的学生毕业率显然非常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在通往毕业的路途上，学生学到了什么。
在经济大衰退再度苏醒的阶段，联邦政府殷切期望将高等教育简化成一个“应该”能获得高收入的职业训练项目，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政府有理由将大学作为宣传抵抗失业率的工具，或者抵抗工资停滞不涨的武器。但是这样我们便错失了将这单一的经济论点跟更广泛但是仍然实际的学习目标相联系的潜在机会，而学习目标的其中一点就是强调锻炼公民进行有意义的政治参与。
比如，在2011年由公民学习及民主参与国家工作组提交给教育部（后者为前者提供资金）的报告《一个严酷的时刻》里，否定了大学教育必须要在求职准备和通识教育之间选择其一的幻觉：
把教育改革为提升工作能力的前期培训项目的主张，是试图用十九世纪的工业模式来解决二十一世纪的复杂需求。这一点是错误的。将高等教育的公共目标重新设定成如此功利的方法会对美国的智识，社会和经济资本产生致命后果。
把重点发在短期的职业培训而不是“学习如何学习”的大学教育会对长期的经济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奥巴马政府的遗产本可以是连接深刻的工作能力发展和大量的大学教育与广泛的学习目标和公民教育联系起来。卡罗尔·吉尔里·施耐德是美国高校协会的前主席，她曾呼吁大学要在“教育每一个大学生成为积极参与政治的公民并且帮助复兴我们颓废的民主制度中扮演关键角色”。然而，通过简化高等教育使其成为一个短期的“投资报酬率”，政府只会加速对国家致命的公民性衰退。
如果奥巴马团队针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回报率”有简化法的趋势，那是因为政府在确保所有学生都有平等教育机会的问题上有扩张性的趋势。
《教育修正案》第九章中针对性别歧视的禁令过去曾被当做预防工作场所和学校内性骚扰的工具。在我还是学生的上世纪七十到八十年代，男教授借用他们在教室里的权威与学生进行性行为，这种案例很常见。当然那些老师往往不这么看，他们认为自己显而易见的魅力使年轻女学生产生了性趣。但是当社会活动家和政府将这些具有欺骗性的关系置于聚光灯下，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是，很多女性因为承受的性压力，无法拥有像男性一样平等的教育机会。受到来自校园里当权者的性关注就是一种性骚扰，民权办公室可以加入抗击这一问题的战斗中。
《教育修正案》第九章宣传海报
基于这样的积极工作，奥巴马政府任职期间最重要的遗产之一，就是采用《教育修正案》第九章和民权办公室来解决校园性骚扰的问题。“全国的学生都值得在尽可能最安全的环境中学习”，副总统约瑟夫·拜登二世在2011年春季的讲话中这样说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实施新的措施，来帮助我们国家的中小学，大学和文理学院结束校园性暴力的循环。”三年之后，奥巴马通过建立帮助性暴力幸存者的网站Notalone.gov使得这一工作更私人化。“我们必须一直向那些曾经被侵犯的人传达一个信息：你并不孤单。我们一直站在你这边。我，一直站在你这边。”
现在奥巴马的任期即将结束，可预期的声音会出现，来反对降低对指控性侵犯嫌疑人的证据要求（“证据的多数优势”而不是“清楚和有说服力的证据”），以及许多对于大学是否有能力用适当程序保护无辜者的质疑。很显然大学需要，甚至是在保护受害者的健康和权利的同时，找到保护被指控者应享有的无罪推定权利的方法。
对于性行为的双方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自愿以及如何评判性行为的意图之类的问题，特别是当事人醉酒的情况，是奥巴马团队努力要求大学来负责处理其学生性行为的模糊点之一。对于很多批评者来说，底线是：性骚扰是一种犯罪行为。他们要求要使用刑事司法系统代替学生行为准则来决定这种犯罪是否发生以及犯罪者需要承担怎样的后果。
我认为这种批评不仅将问题过于简单化，而且与学生生活以及刑事司法系统的实际情况不符。卫斯理安大学的情况是，我们与当地的执法机关密切合作。这样如果有被性骚扰的受害者想要追究对方的刑事责任，受害者知道有一个明确可行的路径存在。但是跟刑事司法系统合作，并无法减轻大学在创造更公正的校园环境这一方面的负担。奥巴马任职期间的联邦政府官员正确地警示了我们这样负担的存在，以防学生的声音无法清晰地传递出来。
关于性骚扰以及性侵犯的调查准则以及学校需承担的责任范围毫无疑问会在奥巴马卸任之后继续发展。大学应该努力让学生举报性侵犯的过程更容易，在法庭宣判结果的过程中找回自信。那些被指控性暴力的学生一定要有被尊重的权利，对于那些举报性侵犯的人要给予更全面和体贴的帮助。
尽管政策和程序在未来都会有所发展，我相信奥巴马遗产的一个关键，就是他的团队坚持要大学为学生文化中具有性虐待倾向的部分负责，女学生（以及LGBTQ性少数群体）无法与大多数男性学生一样平等地从高等教育中获益。
大学无法在不担心后果的情况下对性侵犯事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受害者们逐渐意识到他们“不再孤单”，他们会主动要求大学将性侵犯当作民权问题来严肃对待。其中一部分其实只是要求将问题本身曝光：比如说，要求公布性侵犯案例的数据。在我任职的大学里，被公开的性侵犯数量逐年在大幅地增长。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过程——但是又是一个必须的过程。那些几乎没有公开的性侵犯案例的大学现在不会获得赞许，反而是会被合理质疑。
2014年1月我参加了针对大学准备程度的白宫会议。当时的会议焦点是特洛伊·西蒙，当时他还是巴德学院的二年级学生。在后卡特里娜飓风时代的新奥尔良地区长大，西蒙在14岁仍无法阅读，但是他遇到了一个导师，通过教育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波赛基金会（Posse Foundation）帮助下，他进入了巴德学院，现在他正努力申请耶鲁大学神学院。在白宫会议上，西蒙介绍了米歇尔·奥巴马，她向在场者提到了她自己大学教育的重要性：
我的父母都没有上过大学，但是他们一直鼓励我追求高等教育，并一直告诉我是可以考上大学的。我知道现在有很多像我当时一样的小孩：那些有巨大潜力但是可能需要一些鼓励和支持才能完成大学学业的孩子。
那一天我们聆听了很多关于美国不平等的数据，令人沮丧。但是有一项数据强调了高等教育改变人生的潜力：百分之九十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在接受后高中教育之后都能脱离贫困。这样的数据促使米歇尔·奥巴马发起了Reach Higher行动，旨在“激励每一个美国学生通过读完高中之后继续进行学业来掌握自己的人生，不管这个学习是一个专业的培训项目，社区学校或者四年制的大学。
米歇尔·奥巴马
在奥巴马总统入驻白宫的前几个月里，他宣布了一系列举措。他将这些举措形容为“自从士兵福利法案以来，向美国中产家庭打开大学之门的最重要努力”。在郑重承诺要改变大学——不管是私立还是公立——对越来越多家庭负担过重的趋势，他提出了为全国制定的“北极星目标”：美国在2020年成为全世界大学毕业生比例最高的国家。
八年之后，美国在教育上的成就只并不显著，我们这件事上的位置并没有质的改变。但这意味着奥巴马的遗产是个失败吗？我不同意。奥巴马成功地提高了高等教育的价值。而且，他们是在各州政府对各大学系统进行成本回收的阶段内做到的，是在普遍对高等教育充满严苛批评的环境中做到的。硅谷的科技领袖和受高等教育新闻工作者（他们自己也有大学的文凭）会写文章谈他们认为的奇怪现象，学生拿到文凭的专业跟他们的工作方向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他们在自己爬上社会阶层之后，想要把梯子撤下来，同时还声称不认为未来的学生想获得他们已经拥有过的机会。
推广高等教育有很强的阻碍，而且并不都是来自经济方面的。正如乔纳森在他的新书《Toward a More Perfect University》里提到的一样，美国高等教育中根植着深度的不信任，尽管事实是我们的大学依旧保持着强大的科学，经济和文化创新力。如果你在谷歌搜索栏中先打出“大学”，下面很可能出现的联想词就是“真的值得吗”。
《Toward a More Perfect University》
政府在将大学文凭简化为以工资为衡量标准的投资行为上是错误的，但是没有奥巴马提出的通过学习“找到出路”的方向支持，高等教育体系会面临更多的质疑。大学当然应该帮助学生准备找到工作，但是可以通过帮助他们准备好迎接毕业之后的人生来实现。本杰明·富兰克林，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珍·亚当斯和玛莎·纳斯邦等美国思想家都会同意这样的方法。
奥巴马政府努力来抗争因为所谓“新经济”而反对年轻人参加高等教育的假民粹主义潮流。现今某些将高等教育机会限制给固定数量的学生或者将大学课程变成干净工具性的流程的意图是非常可悲的；屈从这样的意图会与美国根植的广泛实用主义和通识教育的传统相违背。当培训代替了教育，引用老诗人弗兰克的话说：“他们会把你培训得非常好，以至于你会开始相信他们跟你说的所谓平等的机会。”然而真正的机会，来自于学会学习。
弗兰克指导奥巴马关于大学教育的内容到现在依然适用：你需要去上大学，你需要保持清醒。尽管今天我们的学生可能会说“保持青醒”。奥巴马执政的最重要的高等教育遗产就是提醒美国人，大学教育可以对所有人开放，所有的学生都应该享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无需担心歧视或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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